我的父亲毛泽东

1958年夏季，我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学习。

这一选择也正合我爸爸的心思，因为爸爸一直主张，我要是升学，就学师范，做一名教师。

升入大学以后，我的身体不好，无法坚持学习，只好听从爸爸的意见，休学了一段时间。

1964年，我到国防科委机关任见习参谋，成了一名军人。说是参谋，我这个人既不会参又不会谋，因为我所学的专业与工作中的业务完全不对口。对我来讲，一切都那么陌生，我真的成了人们常说的那种门外汉了。我感到自己力不从心，要想搞好本职工作，真是太难了。想做好工作，我就得从头学起，从实践中学起。

我在国防科委情报局开始工作了。我感到摆在我面前的担子是很重的，压力很大。

我真的感到自己几年来所学的东西太少、太少了，这真应了那句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的话。我觉得自己虽然大学毕业了，可还像个小学生一样，对什么都一无所知。我感到自己的能力不够，知识贫乏，我真想再回到大学去好好学习几年。

当时，因为我什么都不懂、不了解，领导就叫我先熟悉一些科技资料。因此，那些资料就一摞一摞地堆在了我的面前。国内的、国外的、中文的、外文的，除了资料还是资料。什么原子弹、什么导弹、什么飞机、什么什么、一大堆又一大堆的资料，看得我头脑都发涨了，太枯燥、太单调、太无味了。

但又不能走开，又不能不看，因为这是我的工作。我就硬着头皮看下去，我必须熟悉它、了解它、掌握它，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。我就带着一颗军人的责任心，一头扎进了资料堆里去。

我的同学们曾对我说：“高中毕业不升学的话，你就干脆给毛主席当俄语翻译吧。”

“我可没有那水平。”我笑笑说。这也只是同学们的玩笑而已。

中学时，在解剖青蛙、老鼠、小兔子时，我却连看都不敢看，甭说叫我亲自去动刀了。同学们都在动手对动物进行解剖，我却远远地躲在同学们的身后，从他们的缝隙中偷偷地看着，并用心记他们所说的动物的内脏的名称、位置。不然，解剖笔记就无法写了。

我的表现可能让老师发现了吧，在下一次解剖青蛙时，老师特意把我叫到她的身边，给我讲解解剖程序，让我细心地看着她怎样操作。“大胆点，一只小青蛙有什么可怕的。”老师把“小”字说得很重，像是在给我壮胆，又像是在给我鼓劲。我站在老师身边，认真地听着。“我不怕。”我说着又看看那只躺在白色瓷盘中的小青蛙。

这时，老师说：“李敏，你来用手拉住小青蛙的这条腿。”“嗯。”我答应着，伸过手去，接过老师递给我的那条小青蛙的腿。

“注意，看我怎样下刀解剖……”老师对围在身旁的同学们说，说完她就开始操作，还没等老师下刀呢，我的头却早早扭向了另一边，朝别的地方看去。手还在使劲地拉着小青蛙的腿。

“放松点。李敏，你别用那么大劲拉呀！你都快把小青蛙拉出瓷盘了。”一个同学说着从我手里拉走了那小青蛙的腿。

我又悄悄地走到同学们的身后去了。

看来，我这见血就头晕的人是注定与医学无缘了。医学的一些基础知识，好像多多少少与化学专业还有些关联，我这样想，就这样，我这个喜欢医学的人就学了化学专业。

工作以后，在单位天天与导弹、飞机、原子弹的资料打交道。对资料能看懂，工作起来比较顺手。

但要叫我写起东西来，因为中文水平有限就显得困难大了些。

我开始感到苦恼了。在学校，除了书本还是书本；除了读书，还是读书。在机关，除了资料还是资料；除了读资料，还是读资料。由于自己的知识面实在太狭窄，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，一种枯燥无味的感觉时时袭击着我，有时看着看着，我的上眼皮跟下眼皮就打起架来；看着看着，我还打起瞌睡来。这不是我不想读、不想看，更不是不想干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

领导可能看出我的心思，知道了我的难处。就又重新调整了一下，让我看原子放射性元素钴有关的什么阿尔法、贝塔、伽玛之类的知识。这些东西与我所学的化学知识稍稍靠近了些，不管怎么说吧，难归难，我还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阵子资料，老老实实地说，还是增长了一些知识，开阔了眼界，这对工作还是有利的。

庆幸的是，我这个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的见习参谋，各方面都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和帮助，关心与照顾。为了让我能尽快地熟悉机关的工作和生活，尽快地提高业务能力，一有机会他们就让我外出参观学习，从各方面帮助我提高。也就是在这个团结、战斗的集体中，使我更明确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目标，我懂得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。我的政治思想觉悟也提高了。我懂得了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，我立志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也就是在这个集体中，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，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了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我感谢这个集体，我感谢这个集体中的同志们。

到国防科委工作的第二年，也就是1965年，我被调到八局。八局是负责管理国防高等院校工作的。我是学师范的，这样的调动算是专业对口吧。

当时，国防科委八局管理十多所院校：北京工业大学、北京航空工业学院、西北工业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西安电讯工程学院、成都电讯工程学院、南京航空学院、哈尔滨工业大学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。

当时，各个学校正在进行教育改革。党中央、毛主席发出了“教育要革命”、“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等诸多的指示。国家高等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。随后，军委在长沙召开了军队院校工作会议。我因工作关系，随局领导和同志们一起到长沙参加了这次工作会议。

会议结束回到北京后。科委要派工作组到所属各院校搞调查研究、检查贯彻教改指示的落实情况。就这样，我就被派到北京航空学院教改工作组工作，成了一名工作人员。

我想，有些人捕风捉影地写东西，因为这段事儿就把我说成是北航毕业生，这也太缺乏调查了。

与人民同呼吸，共命运。这是爸爸对我们的谆谆教诲。爸爸常说：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，心里都要想着人民，想着群众。你们更要虚心向群众学习，与工农的子女交朋友，学习他们的优良品德。不可以因为是干部子弟就傲视一切。

有人告诉过我，一位老人曾这样说：在延安的时候，爸爸住在杨家岭，经常到延河滩上去散步，遇到人就和人家聊天，问寒问暖，拉家常，从不摆领导人的架子。

有一回，爸爸在延河滩上散步时，遇到一位文人从城里回来。他拿着个拐杖不住地在手里打转玩，他跟爸爸打招呼时，拐杖还在手里转来转去地挥动着。说来也巧，这时正好有老乡驮盐的毛驴队从这里经过。他的拐杖这么不停地转动，把老乡和毛驴队都挤到一边去了。就这样，他还没有停下转动拐杖。

爸爸看到后气愤地对身旁的人说：“真是目中无人。他看不起劳动人民，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，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，只比老百姓多这么点知识，就骄傲自大，目空一切，摆臭架子。”

爸爸是一个有相当深沉情感的人。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最为深沉而真挚。这情感是发自内心的，没有任何一点矫揉造作。

当大哥岸英回到延安后，爸爸曾语重心长地对哥哥说：“在中国，不懂得农民，不了解农村情况，就不晓得中国的实情。要知道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，任何时候，千万别忘了农民啊！”

当送大哥到“劳动大学”时，爸爸又对他说：“俗话说得好，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学不完的。往后有机会，你还要去学习去拜农民为师。”

爸爸不光是对我们进行这方面的教育，爸爸也身体力行，为我们晚辈作出了榜样。

爸爸住在杨家岭时，杨家岭的沟沟口上住着一户姓杨的贫农。他家的窑洞同所有陕北贫苦人家的窑洞一样，只有一个进进出出的门，没有窗户。所以洞里黑乎乎的。尤其是烧火做饭时，烟就在满窑洞里窜，满屋子都烟熏火燎的，日久天长地这么熏燎，墙都变成了黑色。

杨家门口有个碾子。杨家的媳妇经常在门口推碾子。三十来岁的妇女，不仅手脏，脸也不常洗，连脖子都是黑黑的。每次见到爸爸走过来，都要和爸爸打招呼。爸爸不仅不嫌弃他们，还停住脚亲切地对他们问长问短，和他们拉家常，说年景。

爸爸对干部们说：“老百姓不懂什么叫卫生，也没有条件洗澡。他们辛辛苦苦地劳动，还被人们看不起，这真是太不应该了。”

我深深懂得爸爸的心意。因为我也曾饱尝了人间的冷暖，也曾经历了艰辛的岁月，我更懂得生活的艰难。我也更理解爸爸的良苦用心，因此，我无论是在学习中，还是在工作中，一直把爸爸的教导铭记在心里。

爸爸一心为公，身体力行，是我们学习的楷模。爸爸一生，将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。在爸爸的影响、教育下，我们的亲属中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有六个人，这还不算旁系亲属在内。